① 求中国历史上道教和佛教的几次大辩论时间及结果
如果楼主指的是公开的由皇帝主持的辩论的话．
能查到的就这些了.
公元574年，周武帝亲自召集沙门道士进行辩论，辩论十分激烈，智炫甚至当场顶撞周武帝。于是周武帝作出将佛、道一并禁毁的决定。周武帝为此多次召集百官、儒生、道士上殿，让三教充分发表意见。可是佛教徒却颇有些“只要主义真”的味道而频频进击，还用阿鼻地狱恐吓周武帝。周武帝索性答道：只要百姓得乐，我情愿去受那地狱诸般苫。话既已说到这一步，阂武帝的灭佛便不可避免了。他一下子毁掉了4万所以上的寺庙，让300万和尚还俗作平民。周齐境内的和尚们这才追悔莫及。这次事件该算是没有输赢吧_-|||都是受害者.
唐中宗神龙元年（ 705）下诏僧道集于内殿辩论《老子化胡经》真伪，定为伪经，敕令禁毁。
1255年，元宪宗蒙哥命福裕与当时全真教“掌教”李志常展开“御前辩论”，全真输理，蒙哥下令清查《道藏》伪经，后来，还把佛教排在全真之上。1256年，李志常被气死。
1258年，新继位的忽必烈下令举行第二次佛道“御前辩论”。全真教首席代表为张志敬，佛门仍为福裕，藏传佛教大师八思巴被命裁定是非。此次全真败得很惨，参加辩论的道士17人被迫削发为僧，全真《道藏》大皆被毁，200多处道观改为佛寺。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令佛道二家辩论，裁决权在皇帝手中，终判道家为输，以此为借口，下诏除(道德经)之外所有的道藏经文印板全部焚毁，这就是历史上发生的“至元毁藏”事件。
自《老子化胡经》问世以后，其真伪好象一直是佛道之争的焦点。至于辩论结果如何，看皇帝站在那边了－＿—
② 历史上的3次灭佛事件都是什么时候
“三武灭佛”，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次事件的合称。这些在位者的谥号或庙号都带有个武字。
魏太武帝
背景
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魏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在宰相崔浩的劝谏下，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北魏太武帝
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魏道武帝、魏明元帝、魏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结识寇谦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术。寇谦之早年就热衷仙道，修持汉末张陵、张衡、张鲁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随方士入华山、嵩山学道修炼，自诩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在明元帝末年，寇谦之从嵩山入平城，结交崔浩，常通宵达旦听崔浩谈论古代治乱史，为之叹美。后来，寇谦之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到道教中来，重新改造五斗米道，以期使后魏帝王容易接纳。
魏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谦之献上道书，但当时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上书劝谏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太武帝又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亲受符箓，兴建静轮天宫，奉祀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从此笃信道教。
寇谦之的新天师道得到太武帝崇奉之后，自然影响到佛教的发展，但当时太武帝对佛教并无恶意。后来，太武帝发现僧尼不守清规，干些伤风败俗的事，遭到太武帝的怨恨，才下令禁僧俗来往。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发现长安佛寺僧人与起兵反魏的胡人盖吴有关，下令诛杀长安沙门。第二年，下诏各州杀僧人，毁佛像，禁民信佛。一时，北魏佛教受到摧毁性打击而衰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太武灭佛”。
然而，寇谦之对太武帝灭佛活动，不太热心，甚至反对。他认为道教已处于国教地位，佛教已无力相争，没必要排佛；道佛互相融合，可以共处，根本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而且老子化胡，释迦牟尼是老子的化身，三教在周朝才开始分家立派，毕竟还是一家。他更认识到以太子晃为首的鲜卑贵族崇佛抑道；排佛过于激烈，势必影响政局不稳，不利道教。所以，对于执意灭佛的崔浩，多次争辩利害得失，崔浩不听。崔浩想施展用儒家思想来治国，削弱贵族势力。
时间
魏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有众十余万人。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崔浩趁机劝魏太武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影响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不被采纳，但也由于如此，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废佛后六年，魏太武帝驾崩，魏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北周武帝
背景
宇文邕（543—578），字祢罗突，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他当了十八年皇帝，死时仅三十五岁，史称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这样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什么灭佛呢？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周武帝的出身。宇文护，又名萨保，是宇文泰的侄儿。西魏时，曾任大将军、司空。556年，宇文泰病重临终之际，曾要求宇文护辅佐少主，宇文护表面许诺。第二年，他立宇文觉为帝，建北周。宇文觉“性刚果，恶晋公护之专权”。宇文护见他不服，不久将他毒死，另立宇文毓为帝，为北周明帝。北周明帝在位四年后，宇文护又将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宇文邕。在武帝掌权之前，大权为宇文护掌握。宇文护大力推行佛道，因此当时的武帝也对佛道极力的推崇，这可能也是明哲保身迫不得已之举。
宇文邕
天和二年（567），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公元572年，周武帝诛杀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时间
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后，针对继续发展的佛教实体，立即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讲，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影响
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深，成绩可观，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的作用。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北周灭齐乃至北周统一北方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佛道二教极度兴盛的南北朝时期，周武帝独树一帜，毁佛断道，但并不屠杀僧侣，显示了其统治的高度灵活性。纵然周武帝个人十分认可甚至是推崇宗教思想，但当宗教的发展与国家机器的运作发生冲突时，他能清醒认识，挈重量轻，果断抉择而不拘泥于传统，实为难能可贵。对比同一时期，即北齐、江左政权的各位封建君主，大多不能正视宗教特别是佛教过度发展给国家带来之不利而盲目推动，更可衬托周武帝统治政策之灵活。
唐武宗
背景
唐武宗会昌（841～846）年间之排佛事件。世称会昌法难。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敕迎佛骨（即所谓舍利）于凤翔法门寺。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礼敬，从而再次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狂热。是时，“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资治通鉴》卷二四○)。
唐武宗
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他上表认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国所固有，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说，佛教的流行使“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对封建统治有害而无益。他着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于是他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世之惑。”（《谏迎佛骨表》，《韩昌黎全集》卷三九)并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此表正与宪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触，且历数前代奉佛之君运祚不长，因而招致宪宗的盛怒，欲处韩愈以极刑。后经裴度、崔群等人的说情，最后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反佛是在佛教势力达于鼎盛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为深刻的影响。史称韩愈“素不喜佛”，信奉孔孟之道。他有感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力量强大，中央政权削弱，又有感于儒学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论文。他在这些论文中认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传播，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意思是说，佛教背弃纲常名教，有碍国计民生，不合文化传统，务必予以排斥。
韩愈反佛的出发点和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为了实现他的儒家政治理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试图以行政手段彻底废除佛教。这一思想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他所提出的儒学独尊和儒家“道统”，则对宋代理学的形成有明显影响。
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势日衰，而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唐武宗继位后，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的唯一办法。这是武宗决心灭佛的主要原因。
唐武宗即位后，武宗开始了对佛教的整顿。而赵归真因曾遭京师诸僧的诮谤，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传》卷十七)，这时便利用武宗对道教的偏信，于宫中“每对，必排毁释氏”（《佛祖历代通载》)。他向武宗荐引了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人，以声气相求，同谋毁佛，加强了唐武宗灭佛的决心。
会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杀天下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会昌四年三月，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而“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
时间
唐武宗灭佛，实始于会昌初年，而至会昌末年达到高潮。早在会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同年四月，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同时还“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以使“不杂中华之风”。
影响
从会昌二年（842）十月起，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此后，武宗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会昌四年（844）二月，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规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到会昌五年（845），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他下令僧侣4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为50岁以下，很快连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日本圆仁和尚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法难”的情况。 根据武宗的旨意，这年秋七月裁并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僧30人。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天下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如是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武宗这次大规模的灭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另外还强制大秦穆护、祆3000余人还俗。武宗灭佛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在“废佛”的过程中，对其它外来的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废除手段。凡国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并撤毁；斥逐回纥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无从栖身，统统自尽；景僧，祅僧二千余人，并放还俗。 武宗灭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主要原因是当时佛教的势力非常强大，唐武宗在他的旨意中说，佛教寺院的规模比皇宫还要大，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寺院不纳税，对国家财务是一个重大损失。同时僧人过多亦会影响生产活动，造成田荒民饥等后果，影响国家稳定。另一可能是唐武宗本人更加信奉道教，因此打击佛教。 由于毁佛成功，从而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巩固了中央集权。
③ 佛教四次结集
在印度佛教史上一共有四次的结集现简单明了的略说之。 第一次结集：第一次结集又称五百结集或王舍城结集。起因：佛刚灭度后，就有愚痴比丘很高兴的说“那老头子死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来管我们了。”当时大迦叶尊者听了很悲伤，决心结集佛的遗教。时间：公元前486年（也就是佛灭度后三个月）。地点：王舍城七叶窟。人物：五百阿罗汉。主持人：大迦叶。结果：由优波离尊者诵出律，阿难尊者诵出法。第二次结集：起因：第二次的结集也是佛教的根本分裂，这有南北不同的说法。根据南传史料的记述，佛教最初的分裂是在第二次结集之后，即释迦牟尼佛逝世百年后。在这次结集之前，居住在印度吠舍离的许多比丘出现了放松散戒律，违反教规的现象。这突出的表现在他们的认为可向人收取钱币一事上。这些现象这当时一个来自西印度的比丘耶舍所发现，他极为劝告违反的比丘改过，但没有成功，后经他组织，在吠舍离召开了由印度各地佛教僧团参加的第二次结集。对集在少数有地位的上座长老的主持下通过宣布吠舍离比丘的行为是犯戒的决议。但吠舍离的比丘对这次结集的决议不服从，另外又举行了一次“大结集”。此后佛教便发生了分裂。认为收受钱币等“十事”是犯戒的教徒形成了上座部，坚持认为“十事”是合法的教徒则形成大众部。而根据北传史料关于佛教分裂的记述与南传史料有很大的不同。根据《异部宗轮论》和《大毗婆沙论》，佛教最初的分裂是在释迦佛灭度百年后，由于教徒对一个名叫“大天”的比丘所述的“五事”的看法不同而产生的。大天“五事”的这种观点为佛教僧团少数有地位的长老所反对，认为这不符合佛教教义，但多数教徒则支持大天的观点。这样反对大天观点的佛教徒形成上座部，支持大天观点的则形成大众部。时间：佛灭度100年时。地点：吠舍离城。人物：耶舍比丘，跋耆僧共七百人。内容：有十项称为跋耆的十事非法。目的：审查此十事的律制非法问题。结果：上座代表一致通过，认为十事非法，但跋耆族比丘不服。影响：第二次结集之后跋耆族比丘虽然失败，但内心不平，传说有东方系别行结集，于是东方系的大众部和西方系的上座部公开分裂为二。第三次结集：起因：阿肓王当时在鸡园寺每天供养上万的出家人，有六万外道混杂在内，为了清理僧伽的混乱，因而引起了重新结集，整理三藏。主持人：目犍连子帝须。人物：一千名阿罗汉。时间：佛灭后236年，阿肓王治世时期。地点：华氏城。结果：驱逐了分别说以外的正统说论者，编纂了二部《论事》。第四次结集：起因：迦王弘护佛教，鉴于当时的部执纷纭，人各异说，便请教于胁尊者，尊者即答“如来去世，岁月逾邈，弟子部执，师资异论，各据见闻，共为矛盾”。王甚痛惜，于是在迦湿弥罗建立伽兰，召集了五百位有名的阿罗汉，并以世友尊者为上座，从事三藏的结集。时间：佛灭度后四百年间（迦王治世时期）地点：迦湿弥罗。人物：五百大阿罗汉。主持人：世友尊者。结果：集成了200卷的《大毗婆沙论》。总之，佛教最初经典的结集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慢慢而成的，由最初的只有经藏，律藏，而至三藏十二部的完成，使佛陀的教法流传于世，为有缘者所受持，修行，依止。
④ 请详解总过佛教历史上三武一帝法难 及根源
【三武一宗法难】
指佛教四次法难。乃我国历史上皇帝迫害佛教最严重之四次事迹：(一)北魏太武帝，听信司徒崔浩、道士寇谦之之言而压迫佛教。太平真君七年（446），尽诛长安沙门，破坏一切经典图像，北魏佛教遂遭毁灭。至文成帝复兴之际，始告恢复佛教地位。(二)北周武帝，信纳道士张宾与卫元嵩之论，有意废佛；其时甄鸾、道安、僧勉、静霭等曾为佛教辩护。建德二年（573），帝即下令废佛、道二教，毁坏经像，并令沙门、道士还俗，仅选名德者一百二十人安置于通道观。六年，北周灭北齐，其时虽有慧远排众抗辩，然武宗仍对北齐之地行排佛政策。翌年，帝崩，佛道二教始告复兴。(三)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等人排佛，会昌五年（845），帝乃下敕留置若干寺及僧三十名，余皆废弃，并令僧尼还俗。将佛像、钟、磬改铸为钱币、农具等物，史称会昌法难。翌年帝崩，宣宗时再兴佛法。(四)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帝实行排佛政策，诏令废止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所（佛祖统纪作三千三百三十六所），又下诏毁佛像，收钟、磬、钹、铎之类铸钱。其时，镇州有观音铜像，灵应颇验，故虽有诏下，人莫敢近。帝闻之，亲往其寺，以斧破铜像面胸，观者为之颤栗。显德六年，帝于北征途中，胸发疮疽而殂。其后，宋太祖统一天下，下诏复寺立像，佛教始告复苏。
上述四次法难中，前二次主要系基于思想上之原因，后二次则系基于经济上之理由
⑤ 历史上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灭佛，他们为什么要灭佛
1,北魏为了一统北方，推行全民皆兵制度，然而和尚一向是免除赋税、兵役。北魏太武帝下诏书，凡是低于五十岁以下僧众全部还俗。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天师道，最后逐渐发展为“灭佛”行动。宰相崔浩奉劝北魏太武帝信奉道教，并且前去嵩山祭祀。后来北魏太武帝又自称太平真君，并且修改年号为太平真君。直到六年后，北魏太武帝驾崩，北魏文成帝继位，才重新恢复了佛教地位。
2,北周武帝灭杀宇文护，将大权归拢在自己手上。然后在第二年，召集百官、僧道讨论“儒、佛、道”三者地位。最后得出“以儒为先，道教次之，佛教最后”，然而这些只是灭佛的前奏。北齐灭亡后，佛教才算是迎来真的灭顶之灾。摧毁四万多座寺庙，强制命令300多万僧侣还俗。
3,唐朝武则天作为第一个女皇帝，为了能够名正言顺的登基，曾经借助佛教的影响稳固了局势。从这个时候开始，佛教算是到了辉煌时刻。佛教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唐穆宗、唐敬宗等人，其人数大规模上升，但是也加重了国家负担。唐武宗即位后，为了重整国务，收复失地，决定展开“灭佛”行动。他认为废佛是恢复国家强盛的唯一办法，然而佛教之所以在唐朝这么盛行，其中武则天的推动作用不可被忽略。
⑥ 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灭佛
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不仅有曲折，而且劫难甚多。据“中国通史”等资料记载“太武帝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4年)”的四次灭佛运动，即称为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
首次法难是在北魏灭掉北凉后，北魏统治者面对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道武帝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屯田、发展农业、注意改善民族关系等，对佛教也较为宽松，故使佛教在较短的五六十年间，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好景不长，后因太武帝听信了道教的片面言词，说佛教是外来宗教，不可信之，不如本土道教好而真，再加上其它多种因素，他就断然放弃了对佛教的支持而转向道教，将年号也改为“太平真君”，并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3月，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其运动之惨烈，着实令人可怕，逢寺庙就烧，见僧人不是被残杀，就是赶出庙门，强行还俗。当然，五台山寺庙也难逃此劫，同样被焚烧殆尽。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次法难。
太武帝的灭法，从表面上看，已完全被禁绝，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公民的个人信仰问题，仅靠暴力行动或是简单的行政命令手段去打击是根本不可能如愿以偿的，往往是事与愿违。请看：时隔不到六年，文成帝继位后的第三年，就将太武帝的灭法措施全部废除，同时，推行了复兴和发展佛教的举措。他首先在北魏的都城平阳(今大同)附近，大规模地开凿石窟，接着在五台山被烧毁寺庙的废墟上大兴土木，如对五台山的大孚灵鹫寺（今显通寺)首先动工新建，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即位后，对灵鹫寺又进行了扩建，在该寺周围又新建了善经院、真容院等十二个院。他不仅在台内大修寺庙，而且在台外，也新建了不少寺庙，如佛光寺、嵌岩寺等。故而佛教发展之快、规模之大、僧人之多和寺庙经济的急剧增加，实令世人惊叹。据史料记载，到北齐时，仅五台山寺庙就增到近二百余处，到了隋朝隋文帝又下诏在五个台顶各建一寺，使佛教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高峰。
第二次法难，是在周武帝建德三年，因黄帝宇文觉年幼，大权掌握在堂兄宇文护手中，次年宇文护立宇文邕为帝，即太武帝，建德元年，新帝宇文邕杀了堂兄，自己独掌朝政，他为维护其统治，在兵制、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后，即首先向佛教开刀，后亲率六万大军进攻齐，齐亡后，北周统一了北方大部；周武帝(公元578年)死后，子继位，杨坚辅政，又宣布恢复奉行佛教。次年(公元581年)逼帝禅位，杨坚自立为帝，建立隋朝。
第三次法难，盛唐时期，佛教发展很快，寺庙由政府赐田，并给以免税、免役等特权，从而使佛教的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高峰，如五台山的寺庙就猛增到近三百六十余座，僧尼人数最多时近万人，这时的五台山就已成为我国最著名的名山之一，也是名符其实的佛教圣地。尤其武则天执政时期，更是佛教的黄金年代，佛教居其它宗教之上，此时，社会上几乎形成了崇佛学佛热，社会人士大多数信佛，甚至有的弃官出家当了和尚。寺庙经济也急剧增加，据史料记载，寺院和地主财富，几乎占天下财富的十之七八。面对寺院经济和地方势力的恶性膨胀，致使国家财政吃紧，正当唐武帝束手无策之际，反佛代表人物唐奕站出来，用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揭露和批判佛教宣扬的唯心史观，并一针见血地说：人的“生死寿天”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他还把魏晋以来的反佛代表人物编为“高识传”作为反佛斗争的武器。唐武帝本来对佛教就很厌恶，这样下来，就更助长了他灭佛的决心，接着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四月，下令清查全国寺院及僧侣人数，八月又令限期拆毁全国寺庙4600座和私立僧居四万多所，如五台山仅留下一个偏僻小庙南禅寺，命令僧尼全部还俗回家，使佛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这就是佛教徒称之为的“会昌法难”。
第四次法难，是“五代十国”末期的公元954年，后周世宗继位后，他吸取了历史上前三次的灭佛经验教训，在经济、政治及军事方面进行了整顿、改革后，对灭佛没有采用暴力手段，而是通过行使政府职能下令废除全国寺院30360所，僧居两万多处，迫使僧尼还俗回家，自谋出路，并令将寺庙铜佛全部熔毁铸钱，国家铸钱是为了利于商品交换和促进经济发展。总之，后周世宗的这些重大举措，对当时经济发展和加强中央集权都有重大意义。但由于这位封建君主正处在大势将去的“五代”末期，执政不到六年，就被(宋)赵匡胤灭亡了。
那么我们从佛教史上的“四次”法难和其它一些相关的问题应如何看待呢。
从封建君主的灭佛看，都有因有果，并非无缘无故，也非一时心血来潮。客观些讲，也是形势所逼。但对我国众多文物古迹的严重破坏，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从这一点说，也是华夏民族的一大劫难。
⑦ 佛教历史上著名的第3次“结集”是在什么时候召开的
大约在公元前253年，在阿育王的支持下，在孔雀帝国的都城华须城召开了佛教历史上著名的第3次“结集”，即是进行佛教经典的编纂。此次集会历时9个月，使佛教经典最后成型，经律论三藏皆备。
⑧ 历史上的3次灭佛事件都是什么时候啊
佛教自汉明帝传入中土以来，曾几度辉煌。佛教最兴盛的时候是在南北朝时期和中唐、晚唐时期。当时人们对佛教的狂热毫不亚于一场全国范围内对某些人的极端崇拜。如有人当着大众面前割取自己身上的肉去喂鸟，遍体流血却颜色不变，又有僧人自以铁钩挂体，燃点千灯，一日一夜，端坐不动。在这样的狂热下，那时的僧尼道众、庙宇寺院也是远多于现在，而且那时的僧尼还享有很多的特权。然而盛极必反，宗教也一样，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反佛运动，其中有三次规模较大，而发起这场运动的皇帝的谥号里都有个武字，所以就称为“三武灭佛”。
“三武灭佛”又称“三武之祸”，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次事件的合称。这些在位者的谥号或庙号都带有个武字。若加上后周世宗时的灭佛则合称为“三武一宗”。
【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他还听信宰相崔浩的谗言劝谏，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北魏道武帝、北魏明元帝、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结识寇谦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术。寇谦之早年就热中仙道，修持汉末张陵、张衡、张鲁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随方士入华山、嵩山学道修炼，自诩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在明元帝末年，寇谦之从嵩山入平城，结交崔浩，常通宵达旦听崔浩谈论古代治乱史，为之叹美。后来，寇谦之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到道教中来，重新改造五斗米道，期使北魏帝王容易接纳。
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谦之献上道书，但当时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上书劝谏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太武帝又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亲受符箓，兴建静轮天宫，奉祀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成了十足的道教徒。
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有众十余万人。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崔浩趁机劝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⑨ 佛教经典共分几次结集的，具体的时间是佛灭度后的多少年
关于共有几次集结，时间，集结地和起因在赵朴初所编的《佛学问答》中已经有非常详细的介绍，我在此就不多说了，请楼主自行查找，很方便的。我在此着重介绍一下第一次经书集结的过程。
第一次集结经典，确实是在王舍城的耆阇崛山，也就是灵鹫山。但是共有两部分人进行了集结。一部分是有大迦叶尊者组织，地点在七叶窟，选取五百名证四果的阿罗汉参加经书集结。据汉传经典说在世尊灭度后百天开始集结，共耗时三个月，然而南传经典则说是在次年结夏安居开始集结，共耗时七个多月。由阿难颂出经藏，有优波利颂出律藏。最后集结出三藏：修多罗、毗奈耶和阿毗达摩，也就是经律论。
而另一部分是有另一大弟子富兰那（不是富楼那，请参考池田大作《我的佛教观续》）组织的，因大迦叶不同意他们参加集会，所以他们在距离七叶窟70里远的地方也进行集结，人数更多。他们共集结出经、律、论、杂和密五藏经典。
迦叶所集结的经书，根本上体现了迦叶派重视苦行的思想，正是因为他不选择有不同意见的人加入集结，才确保了经书集结迅速的完成。后来这一派被称为上座派。
富兰那等集结的经书，包容性更广，代表了更广泛的人的思想要求，这一派被称为大众派。后来的大乘思想便是从这一派别中发展出来的。经典中所记载的大乘经典是由弥勒菩萨等和阿难在铁围山集结，后来由龙树从龙宫取出，多少带有一些神话色彩，如果客观的来分析，大乘经典的出去还是应该要仔细研究的。这一点你可以参考一下印顺法师的《佛学概论》，对一些大乘经典的成因做了一定的评价。
所以，公正的说，佛教在释迦牟尼灭度后一百天就开始分裂了，这确实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究竟什么原因，可能还是由于他传教的方式比较开放和不重视方法而只重视结果而导致的吧。对佛教的分析，一定要客观公正，不能参杂迷信的思想。比如：阿难参加集结，却被迦叶拒之门外。佛教徒对此的解释很唯美，说是迦叶为了想让阿难证得阿罗汉果才这样做的。而实际上呢？如果仔细的推敲一下也就能看到一些不太和谐的因素。
呵呵，这些是我原创的，有些地方和现在主流佛教所宣传的不相同，属于非主流的佛教思想吧，所以不知道楼主能不能接受。但是我可以保证，这些都是真实客观所存在的。
⑩ 、佛教经过了哪三次大的嬗变
佛法本空，经久不变，若会变，则是魔变，叛变，邪变